直到1960年12月，组长改由时任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担任。
这三个文件先后对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领导立法工作，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对当代中国的立法乃至民主法制建设的全局性事业，产生了广泛深刻影响。应当说，意见提出的这些领导方式，有现实针对性，十分必要，但在实践中如何把握，仍然有一些问题需要研究：一是，党明确立法工作中重大问题的范围和方式是什么？二是，立法中哪些具体类型的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需要由党中央和有立法权地方的党委讨论决定？三是，对于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党内何时讨论决定，是在立法之前还是在立法过程中，是先一锤定音，还是在立法过程中出现分歧意见之后再讨论决定？四是，对党内讨论决定的结果，立法机关特别是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否还可以在审议中提出不同意见？如果出现了倾向性的不同意见，怎么办？如果社会上也出现倾向性不同意见，怎么办？五是，党中央和有立法权地方的党委协调解决重大立法争议，这种协调是超脱性、程序性的协调，还是可以直接表明立场，对重大立法争议的具体内容拍板决定？ 四、党内如何坚持民主决策集体领导 上一问题说的是党在外部对有关国家机关修改宪法、制定和修改法律法规规章的领导方式，那么，党组织在内部如何形成领导立法工作的决策呢？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前提性问题，因为只有党组织在内部形成的决策是正确的，才能保证其对立法工作领导的正确。
在我国，党中央主要领导人以及地方党委主要负责人在领导立法工作中所发挥的作用，十分关键，十分重要。意见提出，把党的领导贯彻到立法工作全过程，没有提各方面，与四中会全会的表述有区别。第五，党领导立法工作，应当坚持有利于增强而不是削弱人大及其常委会权威的原则，在领导立法工作的过程中，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切实充分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主导作用。总结历史可以发现，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方式和特点。但是，国务院有的部门党组书记和部门首长人是由两个人担任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部门首长要制定规章或者在规章中规定某一内容，党组书记不同意，怎么办？ 再比如，党通过人大常委会的党组领导立法工作，人大常委会党组可以通过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对人大常委会的党员委员下命令，要求他们在审议表决过程中坚决贯彻落实党委部署，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确保党委的主张得以实现，但党员委员依照宪法法律规定，有独立思考和无记名投票表决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领导与宪法法律规定发生冲突，党员委员不执行党组的命令而依照宪法法律规定行使表决权，怎么办？ 以上几个假设性案例是随时可能发生并已有发生的，对这类问题，需要慎重研究解决。
制定1982年宪法的历史表明，这部宪法规定的几乎所有重大事项，都是邓小平这位伟大历史人物领导拍板决定的。比如，党委主要负责人亲自领导三类立法工作的意见，是否应当先经党内讨论和作出决定？如果党内没有或者来不及讨论决定，党委主要负责人能否代表党委对立法工作中出现的紧急重大问题亲自过问？比如，党委主要负责人对领导立法工作的意见与党委内部其他负责人的意见不一致，怎么办？他的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又如何体现？再比如，由于党委主要负责人在党委中的重要地位，其他党委负责人出于各种考虑，可能不对主要负责人领导立法工作的主张发表不同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又如何体现民主决策集体领导的性质？ 还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党委负责人包括党中央主要领导人个人在领导立法工作中的作用？这实在是一个特别重大的问题。不管是社会主义法治还是资本主义法治都有法治的共性。
所以，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已经到了空前的状态。过去我们的法学教育是一个学术教育，是一个学科教育，所以对于法学教育的评价，就是学术和学科这两种评价方式，而没有从职业人才角度评判。我宣布了2018年与法理学研究会联合召开一个大会，纪念全国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30周年，推进法学基本范畴体系的建构。成良刚才讲的单纯，最单纯的是哪些人呢？我觉得最单纯的是我们中文系那些只在真善美上作追求的同学，像王小妮，徐敬亚这些人，单纯得让他们成为了那一届诗人的代表。
每个人天生都有欲望，有欲望却不能满足，那么他就不能无所求，凡是表现为物质的欲望都比较容易满足。就把原来的法律职业扩大了很多。
这是不是一个真问题，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的。徐显明：哲学上有一个命题：人是逃避自由的动物，人在终极意义上是惧怕自由的。中国法理学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将来要论证中国人要认同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第四，市场经济一定是现代国家的经济形态，伟大的民法典一定是产生于现代国家。
法治实际就是八个字——约束公权、保障私权。成良的这个观点我不赞同。有人因为利益而快乐，有人因为自由而快乐，有人因为理想而快乐，有人因为贡献而快乐。郑成良：文显讲的只是一部分人的自由，有人把面包看得比自由重要。
二者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权利本位属于价值论层面，现代法的价值和目的必然是以保护每一位公民的权利为基本出发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义务是重刑的。
其次，要大量、大范围地阅读。透明就是公开，所有被评价的成果，在评价过程中都是透明的。
该书充分体现了以确认、尊重和保护权利作为现代法律制度价值观的基本精神。所以进了大学后真是如饥似渴地学习，没什么顾虑。徐显明：有两个东西是没法量化的。徐雨衡：请三位老师用四句话分别谈谈您们的法律观，法治观，法理观和人权观。张文显：对，所以我经常告诫我这些学生，研究中国问题。学者们对于权利本位思想的认识基本达成共识，但是权利本位这一名称的形成和确立是在随后的一系列论战中完成的。
当然中国法治与西方也有不同，西方法治是经过几百年慢慢演进而来的，是内生式的。有一部分人接受它，但还有没接受的人，这种情况下重提当然有意义。
引领作用成功发挥之后法理学更多体现在技术层面的有用性，比如说训练学生的法律思维，塑造学生整体的法律观。客观地说，在全世界范围内，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出现的权利本位理论没什么新的理论贡献，它只是对中国当下有贡献，它是要认同文艺复兴以来现代文明基本观念，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反对的。
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也就是中国恢复法学教育40周年，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它们的作用是有的，但即使社科法学再发展，它也只是法学大家庭里的一朵花，而且不是主打，它永远只能唱配角。
法学界有一些学者为批判而批判，而批的又不是物的本质。当这两个事情都打破了以后，才可能产生权利本位、义务重心、权利义务相统一三种说法，这三个说法无论哪个都是以法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因此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有一年法学教育研究会开会，好几个主题都提到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真正复合型人才要求先有一个非法学的本科教育的知识体系，然后再去学法律。
不光是我，七七、七八级有很多同学的知识获得主要不是课堂，而是讲座、图书馆、同学之间辩论讨论。1994年，原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委托沈宗灵教授主持编写《法理学》作为国家统编教材，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郑成良：当一个人获得理性的启蒙，具有理性的自信之后才有能力接受自由。我们发现，目前《民法总则》的制定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民法学者对于民法的建构。
一部分是人类法治文明的共同特征，包括概念、方法、经验。现在这个教学方法跟不上。
我和文显老师留校后都在法理教研室。还可以补充几个很有趣的故事，你们78级1班当时有一个民主小组，是吧，成良？ 郑成良：就叫学习小组。第二，我们还负有一种为世界提供新的法治模式的历史使命，这就是中华民族未来对人类治理的贡献。课堂之外得到的东西主要有几个渠道，一是读书，如果查一下我在图书馆的借书记录，我可能是最用功的学生。
在西方，把政治科学和政治理论作了划分，政治理论相当于政治哲学。而这两个对教师来说，恰恰是最根本的。
我认为权利本位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承认了权利是核心、是目的，承认权利是义务的正当化基础，也就回答了权力的来源问题以及权力和权利、权力和义务的关系问题。郑成良：显明，我给你提供一个案例。
我们上学的时候，文显留校做助教。特别是把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逻辑学、历史学的方法综合起来分析法律问题，解释法律和法学中的疑难问题。
